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肯定评价，是近代以来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之一，其评价具有以下特点和意义：

一、历史地位的高度肯定

社会革命的典范

梁启超称王安石变法是“实国史上，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”，强调其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社会转型的历史意义。这一评价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改革范畴，凸显了变法在政治、文化层面的深远影响。

对封建专制的突破

变法通过“富国强兵”措施（如青苗法、免役法）削弱了封建官僚的经济基础，强化了中央集权，为宋代封建专制统治的巩固奠定了基础。

二、对变法精神的推崇

突破传统束缚

梁启超特别赞扬王安石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的改革精神，认为其不畏天时、突破祖制、无视舆论的勇气是变法成功的关键。这种精神被胡适之等后世学者进一步发展为“社会主义学说”的先驱。

爱国与责任担当

梁启超指出王安石“忠君爱国，爱民”，其推行政法时虽遭保守势力反对，但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，甚至主动请罪。

三、对历史评价标准的反思

超越单一因果逻辑

梁启超批评古代官史以“找出北宋亡国元凶”为目的，而忽视了变法作为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。他主张应结合时代背景具体分析变法的得失。

反对文人政治批判

他反对南宋以来以“文官专权”为借口全面否定变法，认为这种评价多出于个人私欲，缺乏客观史实依据。

四、争议与反思

尽管梁启超的评价具有开创性，但后世对其仍存在争议：

局限性：

部分学者认为其评价过于拔高，忽视了变法在实施中的阶级局限性和执行偏差。

争议焦点：关于变法是否失败，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结论，但普遍承认其具有历史进步意义。

综上，梁启超的肯定评价不仅为王安石翻了历史“黑锅”，更通过历史评价标准的重构，推动了对改革与革命关系的思考，对近代史学发展具有深远影响。